很多社会保障方式是与家庭有关的。1974年实施的“儿童津贴计划”，对有孩子的人士提供津贴;1988年开始发放“残疾儿童津贴”和“父母津贴”;2002年向居住在收容所的儿童发放“抚育金”;1981年“孕妇补贴”给分娩前八周和分娩后5周的妇女发放。1986年1月通过“单身女性国家协助法案”，为单身或丧夫女性提供社会援助，同时对家有老人或残疾亲属且生活不能自理的家庭发放“护理补贴”。1989年“家庭津贴”和“短期紧急救助”以现金或救助方式来为因家庭贫困的女性提供临时庇护。
根据调查显示，除了在发生大病时国家承担更多救助义务时，在其他变故发生时，家庭始终是主要的援助承担者，比如照顾残疾人、受虐待儿童、家庭暴力受害者和赡养老人等问题。尤其是在赡养老人和照顾酗酒人员方面，家庭承担责任更大。因此可以说家庭在马耳他社会救助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国家和私营部门在大病救治方面起到作用更大。
65%的马耳他民众认为政府应当在卫生、教育、就业、住房和社会救助等方面承担更大的义务，家庭在抚育儿女上负有更大的责任。对于马耳他的福利政策，56%的民众认为就他们纳税的数额而言，所获得的社会服务并不相称。59%的民众认为政府对医疗投入不足，60%认为对赡养老人投入不够，59%觉得教育投入不足，51%认为养老金问题政府投入不足。但马民众同时也认为为了保护环境、打击犯罪和减少贫困，他们能够承受这种在资金有限情况下的选择。调查结果显示，在社会福利和民众的照顾方面，马耳他民众首先是依靠家庭自身的力量，其次才考虑国家的救助。
(一)马耳他的福利模式
欧洲福利主要有四种模式：第一，自由主义福利国家模式(英国、爱尔兰)。其特点是国家提供相对有限的社会福利保障。第二，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模式(斯堪底纳维亚国家)。其特点是减少收入差异。第三，统和主义福利国家模式(德国、奥地利、法国和比利时)。特点是针对不同职业人群制定不同的福利计划。第四，地中海福利国家模式(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和马耳他)。它的特点是强调就业保障立法，注重对养老金的公共支出，严格立法保护就业，并对提前退休提供支持，以期减少求职者人数。
与欧盟的进一步融合过程当中，新思维、新的生活方式在逐渐改变着马耳他的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马耳他也和其他欧盟成员国一样面临艰巨的社会挑战，诸如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养老金改革逐步浮出水面;人口老化、家庭规模缩小，女性逐渐获得更大的自主权，更多女性从传统的“相夫教子”角色中走出来，开创个人的职业生涯。而宗教在生活中所占比重也开始下降。以上这些变化都要求国家在短期内对社会支持系统进行必要的改革。此外，马耳他还必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兼顾社会上的一些弱势群体：例如生活在贫困家庭中的儿童或存在“贫困风险”家庭的孩子(家庭收入或个人收入低于国民平均水平的60%，根据这一标准，马耳他18.7%的女性和10.3%的男性低于此标准)、单亲家庭(特别是租房居住的无房户)、长期失业人口、领取低保的退休人员(主要是妇女)、移民(2004年非法移民为1686人42%来自非洲)、残疾人(2005年马耳他残疾人为1.66万人，占人口4.4%。19%的残疾女性和17%的男性没有受过教育，25%的女性和20%的男性没有读完小学，只有13%的残疾人就业)等。
(二)马耳他政府采取的主要福利措施
马耳他政府通过提供社会公共服务，来促进社会的持续平稳发展。同时对于弱势群体给予特别关注，希望通过立法来保障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机会”。在1948年通过的“老年人退休金法案”、1956年通过的“国家援助法案”和“国家保险法案”基础上，1988年又批准通过了“社会保障法”。马耳他政府通过实施“国家行动纲要”，利用家庭和社会团结部提供公共服务，推行有利于家庭和谐、保护女性和穷人权益的社会政策。
马耳他政府的福利规划包括：
通过家庭和社会团结部向需要的家庭提供社会公共服务;
实施2003~2004年《国家行动纲要》以实现性别平等;
实施《2004~2006年度反贫困国家行动纲要》;
为因照顾儿童而离职的女性提供技能培训，增加其就业机会;
提高抚育儿童和赡养老人的服务水平;
因为单亲家庭、残疾人及低收入群体提供家庭帮扶。
家庭与社会团结部下属的“国民家庭委员会”成立于2001年，主要任务是在社会发生快速变化的大背景下为增强马耳他家庭的福利向政府提供建议，提出解决的方法，为酗酒人士、受虐儿童、残疾人、家庭暴力受害者人员提供必要的帮助。
《国家就业行动计划》是每个欧盟成员国阐述其就业政策，说明前一年取得成果的文件。马耳他
《国家就业行动计划》的目标是：
1、提高雇员和雇主之间的适应能力;
2、吸引更多人员进入劳动力市场;
3、在人力资源开发和培训方面进行更有效的投资。马耳他的行动计划宗旨是提高就业率，为女性、青年和50岁以上的人士进入劳动力市场提供帮助。在行动计划中，对于社会弱势群体，马政府采取了以下措施：
“支持就业项目”：通过里奇蒙德基金会(Richmond Foundation)为精神病患者提供就业帮助;
“促进商业法案”：给予雇佣特殊人群的企业以税收优惠;
“女性技术培训项目”：由马耳他艺术、科学和技术学院为女性提供就业培训;
“青年创业项目”：为自身条件差的求职青年提供培训;
“培训雇佣计划”：为40岁以上的失业人员提供培训;
“社会福利组织支持计划”：为单亲家庭、精神病患者、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培训和庇护。
马耳他2004~2006年政府福利规划的优先主题包括：
1、通过简化程序，帮助就业困难的人群进入劳动力市场;
2、在城乡地区开发新的就业机会，为需要经商的人士提供必要的协助;
3、开发更具弹性的工作方式(如在家电话办公等)，让雇员能够平衡工作与家庭生活之间的关系。
4、在工作场所促进性别平等。
马耳他福利改革的动因和发展方向
传统的福利是家庭、社区、教会、行会和慈善团体为其成员在日常生活上给予的照顾和遭逢危困时提供帮助。工业化进程使个人和家庭承受风险和解决困难的能力减弱，以社会力量共同提供援助的方式变得越来越重要，制度性的社会福利得以确立。马耳他作为欧洲联盟的成员之一，二战以后经济逐渐成长起来，到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进一步发展。在这期间，福利制度为马耳他民众带来了巨大的成就感。它提高了收入稳定性，减少贫困，使大多数人可以接受免费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通过实施这样的福利政策促进了马耳他的经济发展，创造了社会和政治稳定。这种由政府为国民提供基本生活需要和承担生存风险的做法称为“福利国”模式(welfare state)。
然而，随着人口日益老龄化，养老金和卫生医疗方面的公共支出不断增加，政府开始难以支持这些新增的财政转移支付，这些都使得国家财政对现有福利政策难以为继。一方面，依靠政府财政转移的老年人比例日益增高;另一方面，通过税收支持这种转移支付的工人比例却在不断减小。其次，国际经济一体化和技术进步削弱了低技能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低技能工人利益受损，而高技能工人却可以从经济一体化和技术进步中受益。第三，马耳他的体制没能很好的适应近年来社会文化方面的变化，例如个性化、妇女社会参与程度增加等。第四，政党为了讨好选民，不断扩张福利和作出不切实际的承诺，容易造成政府经济承受能力超负荷;第五，政府负担过重，公营部门规模过大，浪费社会资源，不利经济发展，削弱竞争力。最后，福利政策也导致了一些民众习惯性依赖福利金和政府提供的服务，工作意欲弱化。
因此马耳他政府意识到必须“重塑福利国家”，希望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提高就业水平，推动相关政策用于扩大税基，这样才能维护未来社会团结的基础。马耳他政府也在不遗余力地推动福利政策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致力于“成为具竞争力和活力的知识经济，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创造更多更好就业岗位，更好维护社会团结”。这项战略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内部充分就业，保持社会团结，迎接未来的挑战。
马耳他福利制度发展前瞻
在很多欧洲国家，非赢利组织(教会、志愿服务、社会协作组织)在社会援助方面承担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家庭的角色则开始淡化。非赢利组织的运作方式更经济、更有效，提供社会服务的范围更广。而原来国家的角色也由相关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变成了非赢利性社会救助行为的“管理者”。这一变化过程扩大了提供服务的范畴，服务的提供方从主要由家庭和国家(即福利国Welfare State)向由私营部门、非赢利组织、国家、家庭共同承担(即混合福利Mixed Welfare)转变。但是应该注意到，民间社会，尤其是家庭与社区，从来都是提供个人社会福利的主体，而且他们的角色是不能被其他部门(如政府)所完全替代。以前在解决福利方面认为“政府万能”的说法已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加快，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更白热化，马耳他对其公共部门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public sector reform)，缩小政府的规模，节省公共预算，提高使用效率，保持高就业和在维持现有公共福利的基础上控制社会开支，在公共部门的运作引入商业化的营运方法(即“市场化”)，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内容是“私有化”。即变卖国有工业产权，然后用商业原则来经营。
与地中海其他国家的福利制度演化过程不同的是，马耳他从福利国向混合福利转型的过程充满艰辛，进展缓慢。尽管公共部门和非赢利性组织在承担社会服务方面功能有所加强，但同家庭所扮演的角色相比仍然较小。可以预测，在诸如赡养老人等社会福利的重要方面，马耳他的福利政策将很难取得明显进展。在福利制度转轨过程中，马耳他也将面临更严峻的考验，势必对其经济发展和即将到来的政府大选造成深远影响。
